中俄合作：两国投资领域广 双边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

第18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而在法官员额制改革第一轮全部完成后，全国法院大约只有12万名法官。因此，公务员的相关法律法规，在法官管理中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而在实践中，上海法院的做法也是将通过遴选的法官助理，一律安排到基层法院任初任法官。而关于法官员额的规定，涉及的是对法官工作、法官职业的总体管理，规定的是国家对法官总体规划的要求。[2] 有关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的讨论，参见汪全胜：《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及适用问题探讨》，《法律科学》2006年第6期。例如，修改后的《法官法》与之前《法官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相比，第一条的表述变化较大。[9]在过渡时期，对于未入额的法官（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来说，仍然具有公务员编制和法官资格。

但问题是，实行法官员额制管理以后，助理审判员职位不复存在。但对于面积较大、交通不便的省份，推行这一制度的难度会比较大。赋予公民被遗忘权、限制处理权等权利意在克服个体在行使初始同意后对其信息的进一步控制，但在实践中，这种对于信息收集后的进一步控制权常常难以行使。

（4）安全性原则：数据控制者应当采取恰当的技术与组织性措施来应对处理风险。（3）必须确保个人能够阻止未经同意而将其信息用于个人授权使用之外的目的，或者将其信息提供给他人，用作个人授权之外的目的。另一方面，公平信息实践也对信息收集者或处理者施加了一系列义务，规定个人信息收集者或处理者应当承担相应义务，例如收集个人信息时的告知义务、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限制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等。[20]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Privacy Framework,2004/AMM/014rev1(Nov.2004). [21] 其他一些学者还指出了公平信息实践在程序义务上的一些共同特征。

首先，强化个体信息赋权，个体不一定能够合理地保护自身权益。但对于其他权利，不同的公平信息实践版本则有不同的规定

综合上述，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无论是在理论抑或是实践中都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所以其他国家机关既不必重新审查已决定的问题，也不得作出与既存行政行为相矛盾的判断或决定，而这也有程序经济的考虑。经由实定法与学说，源自民事判决的构成要件效力自是可以扩展至行政与刑事判决。在行政法领域，以功能适当的权力分立与机关忠诚原则为基础，国家的行政事务得以具体与有效地分配，由此形成统一的行政组织与事务管辖体系。

一旦有证据证明物权的登记与实际的权利状态不符合，真正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依照法定程序涂销错误的登记，登记仅具有权利推定效力，至于该登记是否在实质上亦属真实有效，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作出司法判断。所以禁止废除是对于行政行为可废除性或可变更性的限制，其对象仅是主管废除的国家机关，因为仅对其才可保障行政行为免于被排除，其余的决定主体由于缺少废除权限而受到行政行为的拘束。即使行政审判未就该行政行为作出判决，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也可自行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14] 石一峰：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第51页。

而对于形成性行政行为，由于行政机关实质上设定或变更了民事关系，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既不能审查基础的民事关系，也不可对行政行为进行直接变更或否定，只得受其拘束（禁止废除、禁止偏离）。之于后者，由于作出机关原则上可依职权撤销或撤回行政行为，所以禁止废除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机关遵守撤销或撤回的条件与程序。

禁止偏离 藉由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国家与公民在个案中形成了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即便行政行为存在，但只要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也可突破行政行为的拘束，[111]并作出与行政行为相悖的决定。

在界定构成要件效力时，诸多理论事实上并不明确区分行政行为的存在及其规制内容，所以通常讨论的构成要件效力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政行为的存在事实对其他国家机关的拘束（狭义的构成要件效力），二是行政行为的内容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拘束（广义的构成要件效力）。[9] Vgl.Adolf Wach, Handbuch des deutschen Civilprozessrechts Bd.I, 1885,S.626;Dagmar Unger, Adolf Wach(1843-1926) und das liberale Zivilprozeßrecht,2005,S.206. [10] Vgl.Georg Kuttner, Die privatrechtlichen Nebenwirkungen der Zivilurteile,1908,S.4 ff. [11] Vgl.Friedrich Stein, Grenzen und Beziehungen zwischen Justiz und Verwaltung,1912,S.94 ff. [12] （德）奥特马·尧厄尼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版）》，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53]但无需具体实体法依据、迳直赋予行政行为以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效力是超越实定法、承认行政权先验优越性的体现。···原告1997年申领驾驶执照时有年龄上的瑕疵，但期间原告的驾驶证经过年审合格，其他条件也符合驾驶条件，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对此，理论上较有影响力的学说认为，得区分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采取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对形式审查的行政行为，法院可直接否认行政行为的效力，迳直重新对民事行为进行审查。摘要:  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是指无审查权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应尊重已生效的行政行为，受行政行为的拘束，并将其作为自身决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

理论上并未达成相对一致的见解，也未见有较为权威的学说。施泰因主张，包括民事判决、刑事判决以及行政行为在内的所有国家行为都可因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作为构成要件，从而具有构成要件效力。

[38]有些学者运用实质既判力代替实质存续力，只有功能及作出程序与判决类似的行政行为才具有实质既判力。《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理论上对于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最为系统的介绍来自赵宏教授。此时，诉讼中止实际上是将行政行为的法效果悬于行政诉讼程序，进而成为构成要件效力的法定阻断机制。

1.宪法维度的权力分立与机关忠诚 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拘束源自宪法层面的权力分立（分配）原则。[5]二是立足于行政诉讼法，通过寻求具体的诉讼规范以解决此类争议。换言之，法院虽然不可撤销该行政行为，然而却可以偏离既有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这实际上意味着法院不受行政行为内容的拘束。而立足于个人权利保护的立场，构成要件效力同时也对个人的正当期待进行保障，即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不得被第三方机关无权变动或撤销。

在德国法上，则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Tatbestandswirkung）理论。而如果系争行政行为并非法院的审查标的，或不属于法院的审判权范围的，法院即应承认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82]并将其作为自身判断的既定构成要件：在无权撤销行政机关的命令时，只要高权行为并未被废除，那么法院——与所有其他第三人一样——应当接受和尊重行政机关已存在的高权行为。

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46]宪法的统一性同时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统一性，这要求其他行政机关和法院受有效行政行为的拘束，以创设与体现国家活动的一致性。

在魏昌苏诉魏昌南排除妨碍纠纷抗诉案中，法院认为，对于有效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必须在民事诉讼中予以尊重和认可，即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不得径自否定其效力或者不采信，如要否认具体行政行为的预决力，也必须经行政诉讼程序予以撤销或者变更。[16] Vgl.Gerhard Lüke, Die Bindungswirkung im Zivilprozess, JuS 11(2000), 1046. [17] 科曼所称的国家行为（Staatsakt）不仅包括行政行为，也包括司法行为。

源自民事判决的构成要件效力被科曼赋予了崭新的内涵，从而奠定了德国有关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基本理论框架，科曼也因此被称作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之父[22]。[106] 参见方世荣、羊琴：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41-51页。在此情形中，禁止废除并不是立足于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第三人权利救济的角度，而是意味着相关决定主体不得恣意废除行政行为，从而确保行政行为的存在免于被排除。综合上述，对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行为，我国法院实际上区分了形成性行政行为与确认性行政行为。

[5] 参见刘菲：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效力研究，《北方法学》2011年第6期，第96-103页。但在理论和实践中，行政行为常常超越个案，进而拘束作出机关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和法院。

但在形成私法效果的行政行为中，即使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既不得撤销行政行为，也不能与行政行为相矛盾。（2）对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的法院 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能否拘束法院，应视具体情形而定：如若系争行政行为属于法院的审查标的，则法院对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并得就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此时法院并不受行政行为的拘束。

在此情形中，即使行政行为存有瑕疵，法院也不得加以变更，只得通过法定的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予以否定。[56]但行政行为显然不具备法律的形式，而且也有违法的可能。